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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决策科学与成功学  

2014-10-05 23:45:45|  分类: 财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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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经济学者,不管是在教课时还是在面对一些实践中的人时最常问到的问题是,“我怎样做或投资哪个方向可以赚钱?”相信这是几乎所有教授经济学、商学以及决策理论的人都有遇到过的场景。虽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问这样的问题,并指望从专家那里得到答案,但我不得不说,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在认知上、在心理上同指望这个世界存在着拯救者来拯救他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这个人际互动的世界上我们必须承认的严酷事实就是,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保证个体所做的事情——它嵌入在人际互动网络中——总是能够导向其愿望或目标;那些告诉个体应该如何决策或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理论不管多么高妙,它们都无法保证个体行为总是从事后来看是最正确的。

今天,被贬称为“成功学”的各种论著之所以泛滥,其实就是因为迎合了普通人的心思。所谓的成功学,简单地说就是教人如何赚钱、如何成功的“理论”“学说”。可以说,成功学的背后一方面是自封的、不自知的教主,另一方面是等待被拯救或指点的个体,两者谁离了谁都无法存在。一般来讲,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不会对成功学性质的东西感兴趣,越是能够自觉意识到成功(姑且定义为:个体在人际互动的社会中所追求的某种世俗的结果,包括获得世俗的承认或者赚更多的钱)和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之间是有迈不过去的鸿沟的,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最多仅仅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一定没有关于“怎样做就一定成功”的充分条件的秘籍存在。可以想象,一个社会越发达,其中的个体越是理性,那么,成功学越是不会有市场,因为,自封的教主和等待被拯救、指点的个体都会减少。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平时可能自己都会对成功学抱有警惕,一旦进入学术领域却可能丧失了这种警惕。在经济学领域,我指的是,那些务实导向的经济学家(典型的如凯恩斯)总是经不住现实中人们的要求而把自己的思考锁定到回答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上:“怎样才能避免经济危机?”“怎样才能没有失业?”“怎样才能避免囚徒困境、公共产品提供中的搭便车现象?”等等。这些问题,在性质上同“个体怎样才能成功”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关于“特定结果实现的充分条件”的问题。一旦陷入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然陷入这样的“二元论”:要么凭借类似于上帝之手(当然,在现实中常常由政府来扮演这个角色),这个世界如我所愿,要么没有这只手,在大多数时候这个世界都不如所愿。总之,我们的愿望——它几乎总是和现实之间存在着距离——和上帝之手就如同左手和右手的关系:左边是我们的愿望,换到右手,就是那只用来保证我们的愿望得以实现的上帝之手。

明眼人应看出上面的二元论的表述和经济学中市场有效或市场失灵论在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后者因为有了科学的包装,一般的人看不出其荒谬而已。不用说,这里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是我们不该有愿望吗?显然不是。问题出在,转了一圈,愿望依然仅仅愿望,愿望在左边,“上帝”在右边,整个地都是在做自欺欺人的游戏:这两边没有哪一边比另一边更优越,其表达的都无非是恣意、任性,而背后的实质都是我们思维的懒惰以及我们对自己作为主体的放弃。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在经济学中类似于在日常的实践中,人们也会禁不住追求不应该追求的那种确定性(指特定结果的实现),而一旦陷入这种问题的思考之中,除了迎来上帝、伪先知之外,没有别的。在专业的学术领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理论家需要对理论对于保证经验现实中的具体结果的实现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作为理论家能够对于改善这个世界所提供的帮助的限度也高度自觉,否则,理论家会和成功学的人一样,从一开始就在错误的道路上求索,不仅不能帮助个体和社会,反而贻害无穷。

那么,理论家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他的作用在于为有关的行动者提供潜在的有用的思考工具,仅此而已(包括“如果什么条件不具备,就一定会有什么坏的结果”的论证,如:米塞斯-哈耶克关于价格机制对于社会生产的必要性的论证)。超出这之外的,例如,要求保证特定结果的实现,就只能留给经验偶然性(以及企业家的创造性,如:一群人如何解决搭便车问题)。这会使得理论家很无用吗?显然不会,除非你按照上帝的标准来指望理论家。不过,很悲哀的是,在普遍民众的理性还不够发达的今天,恰恰是扮演上帝的理论家或专家是最受欢迎的,而因为市场需求情况如此,也使得很多做研究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更愿意充当这样的理论家。当然,这也意味着,流行的,很多就是这种成功学性质的理论。

Rubinstein (2006)在演讲中坦诚地这样讲到:“我们称我们为经济学家,而公众幼稚地认为我们是那群改善经济运作绩效、提高增长率或阻止经济灾难的人。当然,我们可以用在项目申请中使用的那些吸引人的口号来捍卫这个形象,但我们自己真的相信这些口号吗?” 我相信,Rubinstein的话确实是可以用来拷问很多理论家的。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行为理论家或者好听一点,科学决策理论家,其实都需要思考:自己的理论难道最终在性质上和成功学没有区别吗?自己作为理论家真的是要扮演上帝、先知吗?

在浅薄的“实证主义”依然主导的今天,很多理论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理论的作用在于去预测个体的行动,而不是为行动的当事人提供概念工具。这导致:认识世界(或当事人的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启发当事人、不是为了使作为主体的个体能够成长、更好地为自己做出决策,而是控制、模拟(当事人的行为),乃至僭越作为主体的当事人。这也就有了我们今天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决策科学领域看到的局面:理论不是用来启发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个体以及群体如何行动的,而是取消这样的行动的,相应地,个体以及社会中的人们各种愿望的满足是通过引入上帝,即政府来解决的。经济学变成社会工程学就是这么来的。今天的行为经济学更是在过去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试图进行微观的社会工程学——对个体决策进行优化。“左手是愿望,右手是上帝”更是登峰造极。

大量的不自知的理论家如同宣扬成功学的人一样对于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有害无利(虽然短期内人们不一定如此认为,正如成功学的受众在短期内也不会觉得它是有害的一样)。在我看来,哪一天理论家对自己仅仅是思考工具的提供者,而不是特定结果实现的保证者有自觉了,对于理论于特定结果实现的保证的局限性有自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就进步太多了。当然,社会的进步不能认为单单是理论家的问题了,理论家-民众-政府这三角是共演的:民众、政府作为理论的需求者,他们的理性程度也会影响着什么样性质的理论会被更多地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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